农历七月初七，人称“七月七”。过去每逢七月七，乡村各家都要给男孩蒸“砚台馍”（形似砚台，上置白面做的笔、墨、纸、镇尺等文房之物），希望男孩吃了能读书有成；给女孩蒸“壳儿馍”（形似妇女做针线活时放置什物的“笸箩”，韩城方言称“壳儿”，内置用白面做的针、顶针、尺、剪子等物），希望女孩吃了能心灵手巧，精于女工。另外还要蒸形似玉璜的“北斗馍”以献北斗七星，希望北斗神保佑自家的学子文运亨通，步步登高。北斗星系民间传说中的魁星，为主宰文运之星。
下午，每到这天傍晚，各家必以瓜果（以西瓜为主）敬神并分而食之。乡村妇女大都在村中广场上搭棚设坛，扶娘娘神（“扶”是当地俗语，意思是用简单的办法树起一个临时的娘娘神像）。其献供桌上要献一个全村最大的西瓜，娘娘足下要踩一个全村最大的南瓜。姑娘们则端来事先在碗中用豌豆培育的豆芽（称“巧芽子”），也献在供桌上。年长妇女祭神之后，年轻女子则折巧芽寸许，漂在清水碗中，在灯下，通过其影子形象以验巧拙，实际上是一种游戏。是夜，棚前欢声笑语，午夜方休。
而在县城东关，每年七月七日，都要举办盛大的娘娘庙会。庙会依例由知县主事，称“赛头”（旧时人们把庙会亦称“赛会”，故有此名），可见其礼仪之隆重。是日，附近各村社敲锣打鼓轮流进庙祭祀，然后唱对台戏三天三夜。此庙会的特点是从初八日晚开始“乱戏”，即各台演员反串角色，生唱旦，旦演生，大净饰皇姑，皇姑唱包公，直至会演结束。
由知县主持庙会，在韩城诸多的庙会中，唯此一例。为什么？这便要追溯娘娘庙会的由来。
韩城祭祀娘娘神，当是古时“秋社”的延续和衍变。古时，每逢春、秋两季，人们都要祭祀土神，称“春社”、“秋社”。《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韩城乡民在村中广场搭棚设坛祭神，其形式与此记载十分相似。
娘娘庙，最初并不叫“娘娘庙”，而称“后土庙”。“后土”，即土地之神。对其进行祭祀，当始于远古。
原西安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周若祁先生在《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一书中指出，娘娘庙遍布全县村社，且香火炽盛，亦是韩城的地方特色。
“娘娘”是关中地区对女土地神“地母”的一种俗称。自原始农业出现时，即产生对土地的崇拜。地母，作为最原始的女性土地神，是土地崇拜形成的标志，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社会基础与观念、信仰。由母系社会进化为父系社会后，“土地”与“后土”一起，才逐渐取代了地母的作用，确定了男性土地神的地位。韩城多娘娘庙，确是上古遗风的表现。但随着人们信仰的逐步衍变，“后土”即“娘娘”，不但代表了原始的土地崇拜，而更代表了原始的生殖崇拜。这就是娘娘庙遍及村社、香火炽盛、人们对它的修建和拜膜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原因。
娘娘庙会既然是远古祭祀土地神的延续，那么按照古之礼仪，当然应该由地方长官主持其事了。而县城东关的娘娘庙（正名“后土庙”）便是后土神的祭祀之所。因为古时地方长官祭祀天地诸神的神坛、神庙，都设在县城周围的各个方位。
按照古人规定，“秋社”应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而韩城的秋社为什么定为七月七日呢？此事还有一段缘由。
邑人状元王杰撰写的《重修后土庙碑记》，有这样的记载：
邑城东，旧有元君圣母庙，创建年月，世远迹湮，无可稽考。至康熙十七年七月，邑侯王公讳廷选，捐俸重修。历今几经百岁，风雨薄蚀，壁画剥落，栋宇倾颓，神像尘封，观者咸悼叹焉！
己卯夏六月杪，韩大旱，秋禾未得播种，境内惶惶。县尉章公率绅士，祷雨于庙，默祝雨落重修。至七月七夕，甘霖大霈，四野沾足，神之灵昭昭也。于是，章公与绅士倡议兴修。而土木瓦匠之费，非千金不可。越季冬，邑侯娄公莅任尉，具以其事告，公慨然捐俸五十两，倡率二十八里并十社乡正，募化得银若干……工始于乾隆二十五年四月，落成于二十九年九月。……
这篇碑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即在清乾隆己卯（二十四年）夏六月末，韩城大旱，秋粮未能播种，境内民心惶惶。于是，章知县（姓章，未得其名）率诸绅士到元君圣母庙祈雨，并默然许愿说，只要（您）能显灵下雨，我们便为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事情也就很巧，到了七月七这天傍晚，大雨便喜从天降，旱情得到缓解。既然圣母显灵，所以章知县和继任的娄知县便兑现承诺，集资重修了后土庙。
为了纪念元君圣母显灵，于是县上每年七月七都要前来此庙祭祀并为神唱戏，这样便形成了七月七东关娘娘庙会。这与稍后举办的“秋社”，在时间上十分接近，祭祀对象也是元君圣母，于是，县当局便将“秋社”日期移至七月七一并举行，以后相沿成俗。这就是韩城昔日“七月七”与众不同的特色，也反映出其真正的文化内涵。
随着时日的推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现在人们对七月七祭祀后土的认知越来越少、越来越淡薄，甚至完全遗忘，至于此夜牛郎会织女的传说，则是人们依附这个节日编织的一个美丽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