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惠市朝阳乡米家坨子村东不远处的河岸上，有一座造型古朴的清代石碑，松花江支流巴彦河从旁边流过。石碑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打磨和人为破坏，上面的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外形大体保持着最初的样貌。这座石碑被称为“贡江碑”，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其貌不扬的石碑为什么会立在这里?上面刻着什么样的内容?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贡江碑。
巴彦河畔的满汉双语石碑
“巴彦”为满语音译，是富饶、富庶的意思。贡江碑就位于巴彦河这条物产丰富的河畔，地处榆树、舒兰、九台和德惠交界处。
据《长春市志·文物志》记载，贡江碑为汉白玉质，通高3.10米，其中，碑首高0.90米，宽0.76米，厚0.22米，两面均雕有二龙戏珠图案，龙珠下方阴刻楷书铭文，正面为“铭刻万代”，背面为“铁案千秋”。碑身高1.72米，宽0.73米，厚0.20米，正反两面上半部均雕刻变形卷云纹饰，下半部雕刻浪花纹饰。碑座高0.48米，宽0.93米，厚0.55米，正面雕刻牡丹花纹，背面是整齐的小卷云图案。
贡江碑用汉语、满语两种文字镌刻，碑身阴刻楷书汉字碑文719字，其中137个字已经模糊不清。碑身背面左侧纵向刻有满文7行，右侧刻有楷书汉字4行，其中大部分字迹被毁坏，无法辨认。
这座石碑经历岁月沧桑保存至今，实属不易。除了经历百余年的风沙打磨外，还曾遭到人为破坏，碑首、碑身、碑座一度分离，青砖砌成的拱形碑罩也被拆弃一空。1979年冬，文物部门查找到了这件文物，1982年将其恢复原貌。1999年，贡江碑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贡江碑穿越百年，向我们讲述了怎样一段往事?遗失了137个字的石碑还能够完整地讲述历史吗?
一百多年前的一场纠纷
近年来，清代贡江碑受到我省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满学会副会长、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立学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多次对这座石碑及其附近的鳇鱼岛(暂用名)、半拉山(原名望波山)进行实地研究。据施立学介绍，贡江碑是见证吉林乌拉打牲历史的唯一碑刻，其碑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虽然碑上有137个字完全无法辨认，但是有关专家学者翻阅东北乡邦文化的大量著作，终于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撰写的《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中找到了贡江碑原文，从而初步了解这座石碑的来龙去脉。
贡江碑文主要记载了两方面内容，一是记载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同蒙古郭尔罗斯王公因在此地捕鱼和垦荒事宜引起争执，清政府派衙门署总管会同蒙员经过勘丈，划定各方管理区域并解决纠纷的经过;二是详细记录了打牲乌拉捕鱼晾网和蒙古王公招佃开垦的区域范围及二者中间的界限。
据《吉林通志》记载，“上谕：内阁据恒禄等奏，松花江下游伯都纳所属地方旗民、驿站、人夫、口外蒙古等，设网打鱼，率多争竞，请分定边界，计网征税……著派贝子湖、图灵、阿驰驿前往与恒禄、付良及该盟长等秉公查勘，分定地界，严禁越境捕鱼，以杜讼端，以资伊等生计。”清政府通过派遣官员同蒙员勘查划界，解决了争端，维持了蒙古王公的利益和其治下人民的生计，同时保障了打牲乌拉的捕捞收益。而贡江碑，就是“分定地界”“以杜讼端”的见证。
据贡江碑文记载，“由边(柳条边)外起，南至松江上掌，北至下红石砬子、石子滩等处止，其间沿江均为捕贡晾网之区。巴彦河东岸两岔分脉之间，俗名巴彦通，此通迤北连脉又名黄花岗、浅碟子、鲇鱼通等处，拨给蒙古公经营。并巴彦河西岸鱼营荒甸一段，自西南第二封堆起，斜向东北，长七里余，由中分界，南归蒙古，北归乌署，各得一半，其巴彦河西，五里通、张家湾、一捉毛、老牛圈、鳇鱼圈、后花园通及杨家湾等处，拨给乌拉，永为捕贡之区”。
据施立学介绍，关于贡江碑刻成年代，碑文中不见记载，但是可以从碑文内容推断出大致时间。据史料记载，碑文中提到的清朝官员全福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任当地协领，富庆在清光绪九年(1883年)任翼领，据此可知，解决争执之事当在清光绪年间。碑文中又有“是以于十三年四月间，经本衙门署总管富庆会同蒙员吉祥，分定界址，永绝葛藤”等字句，这里的“十三年四月”当是光绪十三年四月，由此可以确定，该碑刻勒时间应当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之后。
二百余年的贡江文化
贡江碑除了记载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和蒙古郭尔罗斯王公因捕鱼、垦荒所引起的纠纷和划定的地域范围，还提到了什么季节，用什么方法和采取什么方式向清皇室贡奉鳇鱼等史实，同时见证了此地曾有鳇鱼圈和两座鱼营，作为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贡品基地之一。
据施立学介绍，清代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河视为“家天下”，将富饶、美丽的白山松水视为贡山贡江，以供坛庙祭祀和满足皇室奢华。而这片贡山贡江，主要在吉林省。自顺治初年起，由清庭内务府拨款，设立了4个与当地将军衙门和副督统衙门无涉的朝贡衙署，分别为江宁(今南京市)织造、苏州织造、杭州手工业生产朝贡机构和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其中，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为农副业、方物特产朝贡机构，“管界周围五百里严禁山河”。当时主要的贡江有伊通河、柳春河、三吞河等23个捕珠河口和山东河、舒兰河、三岔河等多条用于捕鱼的江河。200多年间，这些江河出产了大量的东珠和鱼类，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贡江文化。
东珠，在供品中仅次于东北三宝。据称:“岭南北海产珠，皆不如东珠之色如淡金者，品贵八旗。”据《鸡林旧闻录》记载:“东珠生蛤中，吉省江河巨流皆产此……但多带绀(天青色——原注)黛少、浑圆中常现一纹，然佳者则光彩晶莹，亦远胜南省之产物。”乌拉总管衙署“设有珠子柜，采取者有专役，名曰珠轩。十人或八人为一排，腰系绳索，每当仲秋入河掏摸，以备贡品”。除清朝皇室享用外，东珠主要用于赏赐文武大臣、封疆大吏，用于维系情感，巩固江山一统。
贡江除捕珠于各河口外，另捕鱼于各江河，由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设网捕捞，所捕打纳贡的鱼类有鳇鱼、鲯鱼、细鳞鱼、草根鱼、鲤鱼、翅头白鱼、鲽鲈鱼、白肚鳟鱼、花鲫鱼等，以前三种为主，为贡品。捕打鳇鱼是依据其生活习性进行的，每年从立冬时节开始，派官丁到各指定江河水域处作业，又称“挂冰捕鱼”，待将新鲜的冰鱼全部入圈后存储起来，至转年春季江河开化之前进贡。当时蓄养鳇鱼的共有4处，即龙泉渚、巴延渚、长安渚和如意渚。每年送贡两次，既送鲜鱼，也送冻鱼，每次派出的队伍中，有翼领、骁骑校、委官、领催、珠轩达、铺副及若干名丁员，统一起程。送贡前，需将圈养鱼打捞上来，用芦苇按个捆好，放入贡车，每辆车插上小旗，共用小车20辆。待送入京城内务府干肉库之后，主管官员逐捆视验，登记造册，往返差旅费由内务府统一支付。除鳇鱼外，鲯鱼、细鳞鱼也是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送贡的鱼类。以光绪六年(1881年)为例，贡鲯鱼5517尾，而细鳞鱼比鳇鱼、鲯鱼略少。
民俗学家眼中的文化旅游
在施立学眼中，清代贡江碑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和附近的望云寺、柳条边、鳇鱼圈等互相结合，构成清朝龙兴文化、打牲乌拉文化的整体。
在今天的半拉山上，有一座望云寺，“文革”前名为普济寺，昔年或为康熙东巡途经及驻跸之地。在望云寺旁边的农户家中，曾出土一方鎏金铜质“康熙御笔之宝”镶嵌印，这枚印章是康熙皇帝生前曾使用过的130枚个人印章之一。这位皇帝曾两次率领船队东巡松花江，而这枚小小的印章或许就是他“到此一游”的证据。
在半拉山旁，为保护满清龙兴之地而设置的柳条边蜿蜒经过，这条“绿色长城”曾长期封禁东北大部分地区，在客观上为保护吉林乃至东北生态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贡江文化组成部分的鳇鱼圈，更是被刻进了贡江碑，留存至今。
施立学介绍，这里除了文物和历史遗迹外，还有“吉林第一岛”鳇鱼岛。从地图上看，这座岛犹如一条两头尖、中间粗的巨大鳇鱼游弋于松花江上，且该岛几百年来与鳇鱼结缘，因此学者王锦思暂时为其命名“鳇鱼岛”。鳇鱼岛因“天河之水”松花江的滋养，成为鱼米之乡，其所在的岔路口镇和朝阳乡是我国稻米产量名列前茅的乡镇。此外，鳇鱼岛四面环江，中有河流穿过，夏季气候宜人，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施立学建议以鳇鱼岛为中心，建设探寻历史文化和欣赏田园风光相结合的旅游胜地。如果他的设想能够实现，游人将可以在这里品尝皇家贡品鳇鱼的美味，体验康熙乘船东巡的豪情，通过贡江碑、望云寺、柳条边触摸满清龙兴文化、打牲乌拉文化的脉络，并感受鱼米之乡的田园之乐。
